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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时期绥江周边史事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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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华阳国志·蜀志·地理》载:蜀汉时期在马湖江(今金沙江)一带设僰道、安上、新道、马湖、潜街等县、郡政权机构。查《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今绥江县域分属安上、新道、潜街三县管辖,僰道治所在今宜宾,安上治所泥溪在今屏山,新道县在今屏山县新市镇,马湖县在今雷波县黄琅乡,潜街县在今雷波县黄琅乡大河坝村。那时地广人稀,地域管辖皆以山为界,人们临水而居,马湖江两岸临水而居是“夷叟”(即彝族先民)等少数民族。

  一、方土大姓抗拒蜀汉

  汉王朝设郡县,对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封王侯,采取“以夷攻夷”的办法加重民族压迫,促使其势力亦日益增长,力量空前膨胀。这时,朱提郡(今昭通)和越嶲郡(今凉山州西昌)出现了孟、鲁、雷、朱、高、李氏等大姓。
  公元223年,刘备死,这些方土大姓公开地进行反蜀汉的活动,直接把战火由西昌烧到了绥江。
 
 越嶲高定的反叛是在刘备死前即已展开。《三国志·蜀志·李严传》载:“先主拜严为犍为太守,建安二十年(公元218年)越嶲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救,贼皆破走”。又《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载:“章武三年(公元223年)越嶲高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瞧,遣都督李承之,杀将军梓潼焦璜,破没郡土。丞相亮遣越嶲太守龚禄往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高定在公元218年派夷民军队出,一部占领石角营至高点,一部渡马湖江进驻今绥江南岸,对新道县进行合围。新道县令急遣人向犍为太守李严求救,李严星夜兼程驰救,其军队沿中都河而出,或翻山截击西宁河,或渡江合围南岸之夷兵,形成反包围态势,经激战高定夷军败退大凉山。刘备死后,高定趁机杀了驻守越嶲将军焦璜,据郡称王,其势力直抵新道县。而这时的蜀汉政权无力南顾,诸葛亮只能将龚禄派驻在安上县,遥领越嶲太守,而安上距越嶲八百多里,有名无实。实际上直至诸葛亮南征时,绥江地域成为了蜀汉与高定之间的前沿地带。


  二、诸葛亮南征

  南中对于蜀汉来说是命运攸关的,没有稳定的南中,就很难稳定蜀汉政权,更谈不上什么北伐中原统一中国了,所以蜀汉对南中是意在必得。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出师南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华阳国志·刘后主传》也载:“建兴三年三月,亮南征四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有水路入越嶲。”

  从史料中可知诸葛亮南征的具体路线是由成都出发,循岷江而下,经武阳至僰道(今宜宾),在此分兵三路,一入越嶲,一伐牂牁,一进益州。

  入越嶲一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且是主力部队,从僰道出发至安上作短暂停留,沿水路抵达新道县,然后登陆进发,驻军卑水(四川昭觉),与高定作战并“破之”,追到邛都(四川西昌)南下经会无(四川会理)至三绛县(会理黎溪)。蜀汉军队击杀了高定,孟获率雍闿部回渡泸水(今金沙江会理以上),由堂琅(巧家、会泽)向建宁撤退。五月,诸葛亮率军渡泸水至青岭(大姚)、弄栋(姚安)、招徕白崖(弥渡、祥云)、永昌(保山)追击孟获,攻占滇池。

  进益州一路由早年投蜀的俞元(江川、澄江)人李恢率领,从僰道出发渡过金沙江,沿“五尺道”进建宁(曲靖)。李恢在朱提境内受到了朱提大姓们的围攻,李恢击败了朱提大姓,并追至南盘江一带与诸葛亮会合。

  伐牂牁一路则由马忠率军自僰道沿西汉时的“南夷道”直指牂牁攻打朱提大姓朱褒,并很快击破,与诸葛亮、李恢会合。


  三、贡赋道路的形成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越嶲、朱提地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安定和睦、生产发展的局面,在政治和经济上与蜀汉政权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按诸葛亮的说法,在平定南中后要使蜀汉在南中“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统治秩序,使蜀汉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以保证蜀汉能够进行北伐。首先,设置“庲降都督”统领南中七郡,总揽南中事务。《华阳国志·南中志》“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三国志·蜀志·杨成传》载《季汉辅臣》称邓方“随先主入蜀,蜀既定为犍为属国都慰,因易郡名,为朱提太守,选为安远将军,庲降都督住南昌县”,南昌亦作南秦,属朱提郡在今镇雄。庲降都督以招抚南中为命,在征服南中后,又以其管理南中,由原先的临时职务成为专设的官员常驻朱提郡。其次,笼络人心,扶持亲蜀大姓。早在南征之时,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并“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人不敢复反”。孟获后官至御史中丞,朱提大姓孟琰率领朱提的“劲卒青羌”来到成都,编为五部之一,孟琰后官至辅汉将军,在蜀汉的开拓事业中建立了功勋。第三,竭力经营南中,从物质上获得利益。蜀汉统治南中的另一目的是征发物力,加强力量。《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同书《李恢传》载:“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不留兵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复苏,越嶲郡的耕牛、战马、犀革等贡赋源源不断地运往成都。《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载:“郡有旧道,经牦牛至成都,既平且近,自牦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远且险。嶷遣左右赍货币,赐狼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停驿,奏封路为牦牛王,遣使将路朝贡。”原来这条道路正是当年诸葛亮南征击杀高定入越嶲的路线。直至张嶷与夷帅盟誓重新开通牦牛道以前,这条从邛都经卑水至新道,过安上至僰道,最后入成都的贡赋之道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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