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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贤（1900—1935）：昭通市盐津县庙坝人，在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历任连长至团副等职。
1932年底，参加了中共东川（会泽）中心县委领导的“云南反日义勇军”，任第四路军司令，在滇川黔三省结合部组织农民武装同国民党反动军警和地霸豪绅进行斗争。
1934年8月，受中共四川省泸县中心县委委派，到合（江）赤（水）特区负责地下党工作。
1935年3月10日参与领导了石鼎山桂林园起义，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成立时任纵队长，指挥攻打贵州省赤水县大同区和合江县境内的四次战斗。
1935年4月初，在梨子塝战斗中英勇牺牲。
1985年4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杨伟贤为革命烈士。
苦难的童年
昭通市盐津县庙坝乡牛场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穷山恶水，广种薄收，自然条件十分艰苦。杨伟贤就出生于这个村子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期，父亲就辞世了，家中贫困潦倒，连起码的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生活无着落，母亲无力支撑这个破败的假，被迫改嫁。幼小的伟贤跟随母亲到彝良洛旺其继父杨定帮家生活。不想，两年后母亲就病故了，杨伟贤又返回石桥(杨伟贤家乡的一个小地名)，在大哥杨天升和姐夫康绍堂家居住。伟贤想如此也不是长久之计，杨伟贤便离开了大哥杨天升外出帮人，来到彝良牛街分署教育局长吴惠弟家做童工。吴局长见伟贤聪明伶俐，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教他读书写字。伟贤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很快，几年后不但学会了写信，而且已经知书识礼。
走进十九路军
生活艰辛苦难的现实让伟贤感到世道太不公平，穷人一年苦到头，衣不蔽身，食不果腹，辛辛苦苦种出来的金黄的谷子要送到地主家。便立志要为穷苦大众谋条出路。1920年伟贤弃农从军到了昭通，被昭通副镇守史陈再光收留了下来，让他当勤务兵。两年后云南军阀混战开始了，伟贤随随陈再光前往昆明参战，不料陈再光在碧鸡关阵亡，伟贤又随一姓汪的军官到了南京，投入到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蔡廷锴、朱绍良部下任连长。由于他聪明机智，作战勇敢，后来又升任营长、副团长等职。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然而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采取不低抗主义，迫使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被调到江西剿共。杨伟贤对蒋介石的卖国剿共政策极为不满，发表爱国言论，被人告密，认为他倾向共产党，是内奸，因而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迫害。致使他愤然离开十九路军，另谋报国出路。
筹建“第四路救贫义勇军”
杨伟贤报国无门，深感迷惘、彷徨、痛惜，思念家乡。于1932年底返回云南，在东川(会泽)参加了中共东川中心县委书记蒋开榜领导的“云南义勇反日民军”(又名“救贫义勇军”)。后奉命返回家乡彝良，联合进步青年，发动劳苦大众，缴夺了周家沟团兵的枪，在川滇黔边境筹备组建起了“第四路救贫义勇军”，自任司令。广泛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同国民党反动军警和地霸豪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充分扩大实力和影响，“第四路救贫义勇军”又缴夺了苗沟地霸豪绅的武器，攻打下中场大地主营垒之后，以建武、轿鼎山、八仙寨为据点，率救贫军活动于镇雄、彝良、威宁各县及川滇边界，宣传打富济贫，发动乡亲们送子女上学，寻机打击地方乡镇反动势力，神出鬼没地与剿共滇军周旋斗争。
杨伟贤治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一向纪律严明。有一姓周土匪冒充救贫军在洛旺溪口抢劫行商，毁坏救贫军声誉，他立即派人将其抓获，押到溪口街上公开处决。救贫义勇军“打富济贫保护行商”名传四方，受到劳苦大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3年，东川中心县委书记蒋开榜英勇就义，驻牛街的滇军头目唐鸿钧勾结区乡官绅集中常备团兵力，对救贫义勇军进行多次围剿，救贫军寡不敌众，分散隐蔽。伟贤为迷惑敌人，在牛街前往四川宜宾方向的路边建了一座“云南省彝良县下区牛街庙坝方人士杨伟贤之墓”的假坟。后改名杨其生，带领部分人员返回彝良、镇雄，在滇川交界秘密活动。他利用镇雄民团大队长陈明芬与大地主陇家的矛盾，联合陈明芬把部队拉出来开往川境继续革命。这时顾晓帆在刘湘支持下扩充队伍，杨、陈率部投顾，分别任团长、营长之职。四川江安县徐守之也拉队伍投到顾部，任团长，负责兵运的中共党员胡旦元在徐团任营长，赵斐亚、李君昌也掌握了七八十条枪参加顾部别动大队，任正副大队长。顾部与黔军交战失利后，退回泸县烂田坝。杨伟贤、赵斐亚、胡旦元秘密联络李君昌、周少先、黎金山等喝鸡血酒结盟，伟贤又改名何以弱，名列第三，成为有名的何三哥。他们抓住部队整编前的混乱之机，将好步枪67支，手枪 120支隐藏起来，分别联络有识青年军人，汇集到兴文县建武整训，后转移到大小龙潭及附近山洞开展革命活动，派出小股武装到云南边境抓捕土豪劣绅，让其交钱、交粮，以此解决给养。
杨伟贤探知旧友范进章是滇军驻镇雄的一个营长，为了扩大队伍和影响，他主动要求去做范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到了范的营部，给范讲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方针，要范拉出队伍联合推翻国民党，为劳苦大众闹翻身。范同意杨的主张，要走革命的道路，但范只有一个连可靠，另外两个连尚需做工作。在秘密发动工作中，被反动分子告密，国民党滇军安恩浦旅长速派亲信到镇雄将范进章抓捕关押。杨伟贤得知后马上与陈明芬、周少先等研究采取措施营救范进章。他们兵分四路立即出动，由杨伟贤带一股部队袭击彝良边界区乡团练，旗开得胜，缴枪200余支，陈明芬带一股部队袭击花树嘴缴获一些武器，桐梓林是滇军驻防的重要关口，对劫狱救范威胁很大，由赵斐亚、胡旦元带队攻击；周少先通过岳父(镇雄民团大队长)的关系潜入关押范进章处里应外合。并到处声张救贫军要攻打昭通，促使驻镇雄的滇军调昭驻防。四路大军齐进，救出了范进章，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拥有枪800支，继续活动于滇川边界。
1933年彝良牛街分署王文龙以加强团防为名，敲诈勒索劳苦大众。扬言要消灭以杨伟贤为首的革命武装。救贫军分兵两路，一路攻打桐梓林，杀了堵卡哨兵，缴了团兵的枪，处决了顽固分子；一路袭击果稠坝团防中队，缴获部分武器。11月13日拂晓直捣牛街分署，王文龙弃城逃脱，伟贤带部队打开监狱，释放无辜群众，收缴了分署的武器和财物，处决了两名作恶多端的地霸，没收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杨伟贤率部袭击牛街分署的消息威震川滇，彝良国民党县政府惊恐万状。彝良县长王仁端及王文龙于11月19日电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及滇军驻昭旅长安恩浦，请求派兵星夜前往剿办。龙云责成安恩浦派三营长带6个连前往牛街，调6个团防中队配合进剿杨伟贤领导的革命队伍。面对滇军和团兵12个连的包围，在杨伟贤的沉着指挥下，杀开一条血路，冲破重围，且战且退，转移到大雪山丛林中，为避敌追剿，将部队化整为零。陈明芬、胡旦元分别带少量武装开展游击斗争，杨伟贤、赵斐亚前往四川找共产党联系。杨、赵二人到泸州住了一个多月，找了到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的邹华仙，赵斐亚因事离开泸州后，杨伟贤经邹华仙、侯洪顺介绍找到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常委李清泉(亚群)，接上关系，后杨伟贤在中心县委领导下进行秘密活动。
起义石鼎山
1934年8月，杨伟贤，周一戎、侯殿臣(侯殿成)负责中共合（江）赤（水）特区的地下党工作。随着红军长征一渡赤水，为配合红军前进，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派李清泉为党代表，杨伟贤负责军事指挥，到合江县石鼎山领导起义，以此牵制敌人，支援红军长征。他们到石鼎山时，红军已回遵义，决定暂缓起义。杨伟贤驻在地下党员、精选分队长冯吉(冯剑魂)家，教精选分队的人学习军事、政治，秘密发动劳苦大众，提高阶级觉悟，发动群众联合起来闹翻身。
随后中心县委派任圣林、侯殿臣、周一戎、赵也航等同志到石鼎山参加组织起义。
1935年3月初，合江县石鼎山一带农民在“破仓分粮，迎接红军”的口号下普遍发动起来了，中共地下党员余德章(又名赵欲樵)领导的精选中队士兵情绪很高，在桂园召开会议，决定：3月10日晚上举行起义。以石鼎山为武装起义根据地，正式成立“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政委李清泉，队长杨伟贤，政治部主任余德章。政治部下设宣传股、组织股、后勤股。为了便于指挥，将部队编为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冯吉任中队长，第二中队由杨伟贤兼任中队长。对家庭负担较重，不能长期远离的战士，编为两个赤卫队在地方活动。
起义这天晚上，纵队又在桂园召开紧急会议，纵队政委、中心县委常委李清泉传达了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关于武装起义，破仓分粮，攻打赤水大同镇区署的决定。指出：纵队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要消灭反动派，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工农大众服务。
根据会议决定，纵队长杨伟贤、中队长冯吉率领一中队攻打赤水大同区署。一分队长汪相云率领战土20人跟冯吉攻打前营门；二分队长冯余章带战士20人攻打区署右门；三分队长王合庭带战士30人，并用竹捆梯子两副跟随任圣林、赵世航作接应、救护、宣传、放哨等工作。雄鸡刚刚叫过，游击纵队就包围了大同区署，杨伟贤检查区署大营门，正逢值班区丁打开营门，他劈手夺过哨兵的枪，冯吉大吼一声：“红军来了，缴枪不杀!”带队冲进营门直奔戏楼枪架，收缴步枪20余支，区丁吓得直打抖。杨伟贤带队冲进二殿，住在后殿的区丁开枪顽抗被击溃。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纵队无伤亡，缴获步枪30余支，手提机枪1挺，马刀3把、子弹2000余发。任圣林、赵世航等在街上散发传单、贴标语和布告，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反动派罪恶。当敌人发现攻打他们的不是真正的红军时，纠集100余人尾追上来。杨伟贤命令诱敌深入，设下伏击阵，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杨伟贤一声令下，游击队全线出击，敌军纷纷溃逃，死伤无数。
与此同时，五通精选中队长余德章率领驻五通的第一精选分队就地起义，烧毁了乡公所的各种文件表册，逮捕了团正(乡长)，然后割断电话线，连夜将队伍拉到大沙沱附近的牛碾区。
3月11日下午4时许，余德章率领的起义部队和李清泉领导的赤卫队在石鼎山腰的月台山大庙里和纵队长杨伟贤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纵队在月台山召开了3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刘亚平枪决。把地主囤积的大量粮食分给穷苦农民，群众拍手称快，拥护游击队。
3月13日，合江团练总局团总吴本昆从县城调3个中队500多人驻扎五通场。纵队领导人认为，团练兵虽多，但战斗力弱，环境情况不熟，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出敌不意，乘胜进攻，夜袭五通场。当晚，纵队从月台山连夜出发抵达金鱼后，发现敌人哨兵用手电筒四处照射，并放了几枪。杨伟贤估计敌人虽未觉察游击队行踪，但也有所戒备，不宜强攻，便下令悄悄撤回。第二天，纵队又兵分两路，由杨伟贤和冯吉分别带领，一路从场尾合围小学校和乡公所，一路占领至高点，两面夹击，一阵冲杀，敌人还来不及开枪，有的被击毙，有的当了俘虏，有的逃跑。战斗很快结束，缴获步枪7支，俘虏敌兵5人。
夜袭五通场后，使敌人更加胆战心惊，惊慌失措，急忙调动了合江、赤水、叙永三县24个团练中队和部分川、黔军阀部队2000余人围剿游击队。游击队则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优势，在崇山峻岭中继续和敌人周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为了保存实力，寻机消灭敌人，纵队决定留少数赤卫队员在石鼎山腰迷惑敌人，主力绕道迂回牛尾干指挥部。黔军被赤卫队诱上山，纵队主力已撤走。黔军掉头寻找游击队主力，恰好与川军相遇，彼此认为对方是游击队，“战斗”颇为激烈。当敌人明白过来，游击队已安全转移了。
由于战斗频繁，人员伤亡很大，游击纵队只剩下50多人，敌我力量悬殊，又与泸县中心县委失去联系，派人与叙永游击队联系也无消息。4月上旬，部队从兴隆湾转移到马草坪黎子磅时又和数倍于己的敌人遭遇，敌人得意忘形。杨伟贤下定决心，狠狠痛打一下，打掉敌人的锐气，当即分兵左右伏击，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在战斗中敌人发现了杨伟贤，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杨伟贤的腹部，他倒在了水田里。冯吉见状马上向前冲杀抢救，战士杨少钦把他背下战场。当冯吉边打边撤到厂坝时，看见政委李清泉正在给杨伟贤上白药。杨伟贤的肠子都掉出来了，血流如注，白药倒上去又被血冲出来。冯吉含泪要背他走，他吃力地摸出怀表交给冯吉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赶快收拢部队，保护政委从左边突围。冯吉等人将杨伟贤抬到屋内床上，用被子盖好，屋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为保护政委，冯吉只好率领队员突围，走了没多远，体弱的政委就支持不住了。冯吉和一个队员扶着他跑，恰好追兵伤亡也不少，不敢穷追，才得以脱险。这时游击队员只剩下几个人了。
“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在石鼎山历时一个多月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敌人的失败告终。纵队的英勇斗争，钳制和打击了敌人，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纵队队长杨伟贤为了人民的解放，在同敌人的殊死搏斗中英勇献身，把满腔的热血洒在了川滇黔边区的土地上。
1955年5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政府把杨伟贤的遗骨从石鼎山牛王坳迁葬到烈士陵园。1985年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合江县委追认杨伟贤烈士为泸县早期的共产党员。1985年4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杨伟贤为革命烈士。
革命英雄，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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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底，参加了中共东川（会泽）中心县委领导的“云南反日义勇军”，任第四路军司令，在滇川黔三省结合部组织农民武装同国民党反动军警和地霸豪绅进行斗争。
1934年8月，受中共四川省泸县中心县委委派，到合（江）赤（水）特区负责地下党工作。
1935年3月10日参与领导了石鼎山桂林园起义，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成立时任纵队长，指挥攻打贵州省赤水县大同区和合江县境内的四次战斗。
1935年4月初，在梨子塝战斗中英勇牺牲。
1985年4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杨伟贤为革命烈士。
苦难的童年
昭通市盐津县庙坝乡牛场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穷山恶水，广种薄收，自然条件十分艰苦。杨伟贤就出生于这个村子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期，父亲就辞世了，家中贫困潦倒，连起码的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生活无着落，母亲无力支撑这个破败的假，被迫改嫁。幼小的伟贤跟随母亲到彝良洛旺其继父杨定帮家生活。不想，两年后母亲就病故了，杨伟贤又返回石桥(杨伟贤家乡的一个小地名)，在大哥杨天升和姐夫康绍堂家居住。伟贤想如此也不是长久之计，杨伟贤便离开了大哥杨天升外出帮人，来到彝良牛街分署教育局长吴惠弟家做童工。吴局长见伟贤聪明伶俐，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教他读书写字。伟贤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很快，几年后不但学会了写信，而且已经知书识礼。
走进十九路军
生活艰辛苦难的现实让伟贤感到世道太不公平，穷人一年苦到头，衣不蔽身，食不果腹，辛辛苦苦种出来的金黄的谷子要送到地主家。便立志要为穷苦大众谋条出路。1920年伟贤弃农从军到了昭通，被昭通副镇守史陈再光收留了下来，让他当勤务兵。两年后云南军阀混战开始了，伟贤随随陈再光前往昆明参战，不料陈再光在碧鸡关阵亡，伟贤又随一姓汪的军官到了南京，投入到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蔡廷锴、朱绍良部下任连长。由于他聪明机智，作战勇敢，后来又升任营长、副团长等职。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然而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采取不低抗主义，迫使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被调到江西剿共。杨伟贤对蒋介石的卖国剿共政策极为不满，发表爱国言论，被人告密，认为他倾向共产党，是内奸，因而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迫害。致使他愤然离开十九路军，另谋报国出路。
筹建“第四路救贫义勇军”
杨伟贤报国无门，深感迷惘、彷徨、痛惜，思念家乡。于1932年底返回云南，在东川(会泽)参加了中共东川中心县委书记蒋开榜领导的“云南义勇反日民军”(又名“救贫义勇军”)。后奉命返回家乡彝良，联合进步青年，发动劳苦大众，缴夺了周家沟团兵的枪，在川滇黔边境筹备组建起了“第四路救贫义勇军”，自任司令。广泛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同国民党反动军警和地霸豪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充分扩大实力和影响，“第四路救贫义勇军”又缴夺了苗沟地霸豪绅的武器，攻打下中场大地主营垒之后，以建武、轿鼎山、八仙寨为据点，率救贫军活动于镇雄、彝良、威宁各县及川滇边界，宣传打富济贫，发动乡亲们送子女上学，寻机打击地方乡镇反动势力，神出鬼没地与剿共滇军周旋斗争。
杨伟贤治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一向纪律严明。有一姓周土匪冒充救贫军在洛旺溪口抢劫行商，毁坏救贫军声誉，他立即派人将其抓获，押到溪口街上公开处决。救贫义勇军“打富济贫保护行商”名传四方，受到劳苦大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3年，东川中心县委书记蒋开榜英勇就义，驻牛街的滇军头目唐鸿钧勾结区乡官绅集中常备团兵力，对救贫义勇军进行多次围剿，救贫军寡不敌众，分散隐蔽。伟贤为迷惑敌人，在牛街前往四川宜宾方向的路边建了一座“云南省彝良县下区牛街庙坝方人士杨伟贤之墓”的假坟。后改名杨其生，带领部分人员返回彝良、镇雄，在滇川交界秘密活动。他利用镇雄民团大队长陈明芬与大地主陇家的矛盾，联合陈明芬把部队拉出来开往川境继续革命。这时顾晓帆在刘湘支持下扩充队伍，杨、陈率部投顾，分别任团长、营长之职。四川江安县徐守之也拉队伍投到顾部，任团长，负责兵运的中共党员胡旦元在徐团任营长，赵斐亚、李君昌也掌握了七八十条枪参加顾部别动大队，任正副大队长。顾部与黔军交战失利后，退回泸县烂田坝。杨伟贤、赵斐亚、胡旦元秘密联络李君昌、周少先、黎金山等喝鸡血酒结盟，伟贤又改名何以弱，名列第三，成为有名的何三哥。他们抓住部队整编前的混乱之机，将好步枪67支，手枪 120支隐藏起来，分别联络有识青年军人，汇集到兴文县建武整训，后转移到大小龙潭及附近山洞开展革命活动，派出小股武装到云南边境抓捕土豪劣绅，让其交钱、交粮，以此解决给养。
杨伟贤探知旧友范进章是滇军驻镇雄的一个营长，为了扩大队伍和影响，他主动要求去做范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到了范的营部，给范讲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方针，要范拉出队伍联合推翻国民党，为劳苦大众闹翻身。范同意杨的主张，要走革命的道路，但范只有一个连可靠，另外两个连尚需做工作。在秘密发动工作中，被反动分子告密，国民党滇军安恩浦旅长速派亲信到镇雄将范进章抓捕关押。杨伟贤得知后马上与陈明芬、周少先等研究采取措施营救范进章。他们兵分四路立即出动，由杨伟贤带一股部队袭击彝良边界区乡团练，旗开得胜，缴枪200余支，陈明芬带一股部队袭击花树嘴缴获一些武器，桐梓林是滇军驻防的重要关口，对劫狱救范威胁很大，由赵斐亚、胡旦元带队攻击；周少先通过岳父(镇雄民团大队长)的关系潜入关押范进章处里应外合。并到处声张救贫军要攻打昭通，促使驻镇雄的滇军调昭驻防。四路大军齐进，救出了范进章，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拥有枪800支，继续活动于滇川边界。
1933年彝良牛街分署王文龙以加强团防为名，敲诈勒索劳苦大众。扬言要消灭以杨伟贤为首的革命武装。救贫军分兵两路，一路攻打桐梓林，杀了堵卡哨兵，缴了团兵的枪，处决了顽固分子；一路袭击果稠坝团防中队，缴获部分武器。11月13日拂晓直捣牛街分署，王文龙弃城逃脱，伟贤带部队打开监狱，释放无辜群众，收缴了分署的武器和财物，处决了两名作恶多端的地霸，没收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杨伟贤率部袭击牛街分署的消息威震川滇，彝良国民党县政府惊恐万状。彝良县长王仁端及王文龙于11月19日电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及滇军驻昭旅长安恩浦，请求派兵星夜前往剿办。龙云责成安恩浦派三营长带6个连前往牛街，调6个团防中队配合进剿杨伟贤领导的革命队伍。面对滇军和团兵12个连的包围，在杨伟贤的沉着指挥下，杀开一条血路，冲破重围，且战且退，转移到大雪山丛林中，为避敌追剿，将部队化整为零。陈明芬、胡旦元分别带少量武装开展游击斗争，杨伟贤、赵斐亚前往四川找共产党联系。杨、赵二人到泸州住了一个多月，找了到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的邹华仙，赵斐亚因事离开泸州后，杨伟贤经邹华仙、侯洪顺介绍找到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常委李清泉(亚群)，接上关系，后杨伟贤在中心县委领导下进行秘密活动。
起义石鼎山
1934年8月，杨伟贤，周一戎、侯殿臣(侯殿成)负责中共合（江）赤（水）特区的地下党工作。随着红军长征一渡赤水，为配合红军前进，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派李清泉为党代表，杨伟贤负责军事指挥，到合江县石鼎山领导起义，以此牵制敌人，支援红军长征。他们到石鼎山时，红军已回遵义，决定暂缓起义。杨伟贤驻在地下党员、精选分队长冯吉(冯剑魂)家，教精选分队的人学习军事、政治，秘密发动劳苦大众，提高阶级觉悟，发动群众联合起来闹翻身。
随后中心县委派任圣林、侯殿臣、周一戎、赵也航等同志到石鼎山参加组织起义。
1935年3月初，合江县石鼎山一带农民在“破仓分粮，迎接红军”的口号下普遍发动起来了，中共地下党员余德章(又名赵欲樵)领导的精选中队士兵情绪很高，在桂园召开会议，决定：3月10日晚上举行起义。以石鼎山为武装起义根据地，正式成立“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政委李清泉，队长杨伟贤，政治部主任余德章。政治部下设宣传股、组织股、后勤股。为了便于指挥，将部队编为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冯吉任中队长，第二中队由杨伟贤兼任中队长。对家庭负担较重，不能长期远离的战士，编为两个赤卫队在地方活动。
起义这天晚上，纵队又在桂园召开紧急会议，纵队政委、中心县委常委李清泉传达了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关于武装起义，破仓分粮，攻打赤水大同镇区署的决定。指出：纵队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要消灭反动派，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工农大众服务。
根据会议决定，纵队长杨伟贤、中队长冯吉率领一中队攻打赤水大同区署。一分队长汪相云率领战土20人跟冯吉攻打前营门；二分队长冯余章带战士20人攻打区署右门；三分队长王合庭带战士30人，并用竹捆梯子两副跟随任圣林、赵世航作接应、救护、宣传、放哨等工作。雄鸡刚刚叫过，游击纵队就包围了大同区署，杨伟贤检查区署大营门，正逢值班区丁打开营门，他劈手夺过哨兵的枪，冯吉大吼一声：“红军来了，缴枪不杀!”带队冲进营门直奔戏楼枪架，收缴步枪20余支，区丁吓得直打抖。杨伟贤带队冲进二殿，住在后殿的区丁开枪顽抗被击溃。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纵队无伤亡，缴获步枪30余支，手提机枪1挺，马刀3把、子弹2000余发。任圣林、赵世航等在街上散发传单、贴标语和布告，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反动派罪恶。当敌人发现攻打他们的不是真正的红军时，纠集100余人尾追上来。杨伟贤命令诱敌深入，设下伏击阵，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杨伟贤一声令下，游击队全线出击，敌军纷纷溃逃，死伤无数。
与此同时，五通精选中队长余德章率领驻五通的第一精选分队就地起义，烧毁了乡公所的各种文件表册，逮捕了团正(乡长)，然后割断电话线，连夜将队伍拉到大沙沱附近的牛碾区。
3月11日下午4时许，余德章率领的起义部队和李清泉领导的赤卫队在石鼎山腰的月台山大庙里和纵队长杨伟贤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纵队在月台山召开了3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刘亚平枪决。把地主囤积的大量粮食分给穷苦农民，群众拍手称快，拥护游击队。
3月13日，合江团练总局团总吴本昆从县城调3个中队500多人驻扎五通场。纵队领导人认为，团练兵虽多，但战斗力弱，环境情况不熟，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出敌不意，乘胜进攻，夜袭五通场。当晚，纵队从月台山连夜出发抵达金鱼后，发现敌人哨兵用手电筒四处照射，并放了几枪。杨伟贤估计敌人虽未觉察游击队行踪，但也有所戒备，不宜强攻，便下令悄悄撤回。第二天，纵队又兵分两路，由杨伟贤和冯吉分别带领，一路从场尾合围小学校和乡公所，一路占领至高点，两面夹击，一阵冲杀，敌人还来不及开枪，有的被击毙，有的当了俘虏，有的逃跑。战斗很快结束，缴获步枪7支，俘虏敌兵5人。
夜袭五通场后，使敌人更加胆战心惊，惊慌失措，急忙调动了合江、赤水、叙永三县24个团练中队和部分川、黔军阀部队2000余人围剿游击队。游击队则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优势，在崇山峻岭中继续和敌人周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为了保存实力，寻机消灭敌人，纵队决定留少数赤卫队员在石鼎山腰迷惑敌人，主力绕道迂回牛尾干指挥部。黔军被赤卫队诱上山，纵队主力已撤走。黔军掉头寻找游击队主力，恰好与川军相遇，彼此认为对方是游击队，“战斗”颇为激烈。当敌人明白过来，游击队已安全转移了。
由于战斗频繁，人员伤亡很大，游击纵队只剩下50多人，敌我力量悬殊，又与泸县中心县委失去联系，派人与叙永游击队联系也无消息。4月上旬，部队从兴隆湾转移到马草坪黎子磅时又和数倍于己的敌人遭遇，敌人得意忘形。杨伟贤下定决心，狠狠痛打一下，打掉敌人的锐气，当即分兵左右伏击，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在战斗中敌人发现了杨伟贤，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杨伟贤的腹部，他倒在了水田里。冯吉见状马上向前冲杀抢救，战士杨少钦把他背下战场。当冯吉边打边撤到厂坝时，看见政委李清泉正在给杨伟贤上白药。杨伟贤的肠子都掉出来了，血流如注，白药倒上去又被血冲出来。冯吉含泪要背他走，他吃力地摸出怀表交给冯吉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赶快收拢部队，保护政委从左边突围。冯吉等人将杨伟贤抬到屋内床上，用被子盖好，屋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为保护政委，冯吉只好率领队员突围，走了没多远，体弱的政委就支持不住了。冯吉和一个队员扶着他跑，恰好追兵伤亡也不少，不敢穷追，才得以脱险。这时游击队员只剩下几个人了。
“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在石鼎山历时一个多月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敌人的失败告终。纵队的英勇斗争，钳制和打击了敌人，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纵队队长杨伟贤为了人民的解放，在同敌人的殊死搏斗中英勇献身，把满腔的热血洒在了川滇黔边区的土地上。
1955年5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政府把杨伟贤的遗骨从石鼎山牛王坳迁葬到烈士陵园。1985年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合江县委追认杨伟贤烈士为泸县早期的共产党员。1985年4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杨伟贤为革命烈士。
革命英雄，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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