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之后的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昭通成为了中央王朝实行“羁縻”政策的化外，这一期间，昭通生活的主要是彝族。这一漫长的时间里，昭通的古道依然是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但是，这一时期，当中央王朝的实力雄厚时，昭通的古道就是开放的，当中央王朝实力弱小时，昭通的古道就是关闭的。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昭通陷入了漫长的衰落。值得一提的是，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是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是唐贞元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认为袁滋题纪摩崖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但是，它不如晋霍承嗣壁画墓、朱提堂琅汉洗、孟孝琚碑那样有地方历史文化意义。唐、宋两代行羁縻之治时，昭通中断中央政权建置近五百年，再到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昭通地域范围都主要是彝族居住，昭通称“乌蒙”，是乌蒙王世袭地，前后千余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在昭通依然存在和发展着，但是，一是因为彝族文化留下的文字记载太少，文物也很少，加上大清雍正年间鄂尔泰血腥的“改土归流’，对彝族在昭通留下的灿烂的神秘文化和土著社会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导致了我们今天难以了解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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